中钢协：我国不做世界钢铁工业供应基地

1983年著名宪法学家张友渔先生当选为执委，先后由王叔文、浦增元、莫纪宏担任执委，2018年第十届世界宪法大会上韩大元教授当选为执委，莫纪宏教授当选为名誉主席。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法》第5条之规定：国家出资企业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按照法律规范文义解释的方法，本条可作为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非职务违法行为立案的依据，这与国家监察法有关规定不相吻合。

有鉴于此，将监察机关之监察对象限于人员仍然不够，尚需在监察权可涉及的对象与范围上作进一步的限制，即监察范围以权力机关职权之核心领域为限，以及履行代表职责之民意代表不得为监察的对象。具体做法主要有： 第一，在宪法性法律中明确议员违纪的惩戒原则。（3）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代议机构的自律与自治是代议政治的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确保国会行使职权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使免于受其他国家机关之干预。三是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

一般而言，代议自治性原则的意涵为它就其内部事务，当然有独立于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自律权，而不受行政权、司法权之干涉。根据《人大议事规则》，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能够单独行使的权利只有发言和表决权，而发言的时间和次数还有限制。自1983年以来，中国宪法学界每次均组团参加世界宪法学大会、国际宪法协会执委的圆桌会议，积极参与国际宪法协会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不断扩大中国宪法学界在国际宪法学界的影响，其学术影响力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和接受。

但是如果从孟母堂的学生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角度考虑，则其非法教育实践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充分实施宪法，需要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功能。2004年修宪则提出了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要求。邹平学教授提出经济分析方法。

在宪法实践中，违宪是严格的学术概念，应针对特定事实关系和问题，谨慎地判断违宪的要件。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

有学者认为，对于自然资源，宪法上的国家所有不能简单认为是国家通过占有自然资源而直接获取其中的利益，而首先应理解为国家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基础下，通过使用负责任的规制手段，包括以建立国家所有权防止垄断为核心的措施，以确保社会成员持续性共享自然资源。从2005年开始，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转型中的各种宪法问题逐步被纳入宪法学研究视野之中，力求强化宪法学的解释能力，突出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特别是在社会转型与改革时期，宪法学承载着塑造价值、构建规范、凝聚共识、诠释实践命题的责任与期待。监察委员会的重要功能就是限制一切公权力，而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价值。

张光博教授针对当时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难以适应宪法学飞速发展的情况，提出要以宪法、国体、政体、国家区域结构、法制、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八个常用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取代旧有的宪法学基本范畴。1999年通过的宪法第13条修正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动态的治理体系代替了静态的制度体系，深化了我们对于法治的认识，明确了宪法规范中国家形象的建构目标。在一定意义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程度往往成为评价宪法学发展水平的基本尺度。二、为改革开放提供宪法依据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学界通过学术研究，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始终关注改革的宪法界限与基础问题。

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后，人权与基本权利关系重新作为新的学术命题进入宪法学的视野之中，于是，文本的基本权利走向实践形态，给宪法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课题。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确立了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

限于修改必须修改的条款，对于不改就会妨碍改革的，应当改，能用宪法解释的，就作宪法解释。由于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剖析宪法学规范本身，因而，所谓的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即是宪法规范的认识手段。

除2007年因《物权法》草案所引起的大讨论之外，宪法学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对话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宪法学与刑法学的对话 不仅有创新与部门法交流机制的需求，同时也有将宪法价值引入探讨刑法学知识体系的内在驱动力。基于学者的历史使命，在宪法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学术的关注点集中在中国问题，突出了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1999年宪法修改确立了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全球化要求宪法学者关注人类命运，从世界宪法体系中思考中国宪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加强外国宪法学与比较宪法学的研究，积极发挥中国宪法学在全球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所以，监察体制改革不仅在设计过程中体现宪法精神，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运行中要认真遵循宪法原则，始终以宪法为依据，这样才能完成宪法赋予监察委员会的宪法使命。当然，在宪法学方法论方面，仍有不少需要反思的问题，如 方法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上，我们还没有系统地梳理方法论演进的学术史，方法论的理论缺乏系统性。

外国宪法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罗豪才、吴拮英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李昌道教授编著的《美国宪法史稿》、陈宝音教授的《国外社会主义宪法论》、刘向文教授等著的《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等。自1988年修宪对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土地使用转让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规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截至目前，在255篇的十届会议论文中，基本范畴类论文208篇、方法类论文223篇。在回归以人文为基础的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推动宪法制度发展的动力来源与价值标准，开始思考一些宪法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即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体的需求，如何通过宪法制度使人成为具有尊严的个体。

经过四十年的宪法学发展，在建构本土化的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形成了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如何把握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宪法学研究中的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实证性课题。而建立宪法学话语体系，我们需要寻找体现宪法学中国特色的基本范畴，从范畴入手解析宪法学在中国的意义。

同时，中国宪法学会积极筹办和推动地区性宪法学术论坛，如2008年创办亚洲宪法论坛，推动地区宪法学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正确把握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方位，明确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是梳理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四十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品格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2018年修宪通过的21条宪法修正案中，有关监察委员会共计11条，分别是宪法第37条、第41条、第42条、第43条、第44条、第46条、第48条、第49条、第50条、第51条、第52条修正案。

凝聚着广大宪法学者心血的1982年宪法开启新的宪法秩序，也包含着民众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待。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国营企业修改为国有企业。

在对话中，学者们着重就宪法权利的保护、法律解释问题、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冤假错案的预防和纠正、死刑问题的存废及其控制，以及宪法与刑法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对话。近几年来，宪法学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对话较之以往更加密切，交流对话更为深入。

在长期的宪法现实中人们所看到是强势的现实与脆弱的规范，习惯于单方面满足改革需求的宪法学慢慢转向以规范性为价值趋向的宪法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宪法学难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宪法学界强调了宪法稳定性的重要性，但同时基于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积极探索宪法变迁适应改革需求的途径与修宪途径。这种本土化的发展趋向对于解释中国的宪法问题、形成中国的宪法学说、创建中国的宪法学流派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研究方法的学术倾向上，仍过分依赖于外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对适合自身社会结构与传统的方法论体系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等。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学术共同体的诞生凝聚了学者的共识，为学者们营造学术的精神家园。

六、宪法学彰显人性关怀 改革开放四十年，宪法学界积极探求宪法学作为知识体系的价值内涵，揭示其规范背后的浓郁的人文价值。据对近四十年发表的专门探讨基本权利论文的粗略统计，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一般基本权利原理，以及包括环境权、罢工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结社自由、财产权、知情权、文化教育权、社会权利、请愿申诉权等在内的具体权利形态。

如人权条款入宪拓宽了中国宪法中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宪法中人权的主体就变成了人，不仅仅包括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等。2012年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与中国检察出版社合作，将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宪法文本翻译成中文，向社会公开发行，为学习、研究外国宪法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源，推动了中国宪法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五、基本权利研究的体系化 基本权利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学术起点是基本权利概念与特别行政区居民基本权利的分析，而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在方法论研究中，宪法文本与宪法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学术解释。